竹内好氏是一个定点。这样说倒不是由于他通过迫近鲁迅而出发，而在完成鲁迅文集的翻译时离我们而去——当然这也是一个部分。但是更重要的在于，不是那些工作表面上的含义，而是工作的进行方式、论述方式、语法、语调：在所有这一切中，他是独特的；在独特之中却又包含着普遍性。例如，为何他要以迫近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只要选择一个幽默的例子加以比较即可明白）鲁迅开始自己的工作？为何他要选择鲁迅文集的完成作为他最后的工作？这不仅是他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时代的问题、现代日本社会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把他对鲁迅的理解问题化了。鲁迅研究者绝不少见，但是在数不胜数的鲁迅研究者之中，以如此的方式把“为何”的问题推到我们面前的，却只有竹内好一人。在他讲述鲁迅的时候，在他的论述方式和语调当中，总是显示着他力图解决这个属于他自身的“为何”问题的姿态；他并不试图解说答案，却致力于把问题作为问题明确化。他试图说明的是，为什么那“为何”必须成为问题。在他的态度中不存在丝毫的学究气（他极端地厌恶学究态势），正因为如此，那缠绕着他的问题便不能不日益变为缠绕着我们的问题。在引导人们走向问题方面，竹内好具有超乎寻常的能力。除掉促使“为何”问题化这一点不论，在对鲁迅的理解度方面，武田泰淳更为出色。进而，一旦如“考试问题答案集”般的理论体系解说书籍逐渐显示出它的无用性，那么，那些身体力行地告知人们应该自己思考的问题存在于哪里的人，其作为知性社会的一个定点的重要性也将日益增大，这是理所当然的。
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想在此举例说明。我只是希望对此有所怀疑的人去读一读竹内好1936年的《鲁迅论》、1944年的《鲁迅》；《现代中国论》、《日本意识形态》，还有现在正在刊行的《鲁迅文集》。我认为，在这些书籍中，明确地显示着竹内好作为自身的问题而抽出的问题是如何地具有普遍意义，至少在我看来它们是与普遍性相关的问题。“民族主义者竹内好”这一通行的评价，不能不遮蔽他的主体与真正价值。
一个接一个失掉定点的日本变得越来越不可靠。我们的交友社会也越发寂寞了。我不由得想起《野草》中的话。我无可奈何，只能走向《故事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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